展现书法魅力，书写时代精神。3月23日晚8时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合作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《中国书法大会》（第二季）开播，节目聚焦河南安阳殷墟、陕西宝鸡周原、山东曲阜孔庙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、陕西西安碑林、甘肃敦煌六大书法胜地的18组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书法作品，通过专家讲解、穿越式情景演绎、现场互动和多种科技手段，打造一场书法文化盛宴，在笔墨渲染间探寻中华文化的深厚根脉。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陈志平教授成为点评嘉宾之一，在节目中引经据典，侃侃而谈。
陈志平与蒙曼、丛文俊一起成为央视《中国书法大会》第二季的点评嘉宾。
陈志平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《中国历代书法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》首席专家、中国书协理事、广东省书协副主席。其书学研究三次获中国书法兰亭奖，书法创作也备受肯定。
“参与《中国书法大会》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。”陈志平教授对南都记者表示：“书法的复兴在当代已经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如何有效传播和推广书法文化，是发展书法事业的重要环节。高度决定影响力，首先是文化高度，其次是平台高度，这两样在《中国书法大会》这档节目中都有完美体现。”
《中国书法大会》第二季中，大量运用了VR、AR、AI等科技手段来展现书法魅力。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势必对书法的传播和理解造成影响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？陈志平表示，“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书法艺术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将会愈发得到彰显。VR、AR、AI等科技手段将书法历史遗迹进行可视化处理，有助于以情景带入方式深入对书法文化的理解。另外，通过视频剪辑让书法作品局部放大，呈现肉眼观察不到的细节，也显示了科技的魅力。”他同时认为，科技虽好也不能过度依赖。毕竟，书法是一门内倾和纵向的艺术，视觉不能穷微尽妙，通过临摹去感知可能是理解和进入的更好方式。
画案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副对联“山随晏坐画图出，水作夜窗风雨来”，正是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黄庭坚的诗句。
在陈志平办公室的画案后面，记者看到墙上挂着几张拓片和主人平日的书法习作。其中一副对联“山随晏坐画图出，水作夜窗风雨来”，正是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黄庭坚的诗句。陈志平多年来深耕黄庭坚书法艺术，他对黄庭坚的研究始于其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，在此基础上出版《黄庭坚书学研究》一书，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。书法史研究专家曹宝麟教授曾评价道：“陈志平研究黄山谷之深旷古所无，书迹得黄氏法乳亦势所必至。”
陈志平著《黄庭坚书学研究》。
对于陈志平来说，书法一方面是纵横古今的书学研究，一方面是教书育人的立身学科，同时也是挥笔弄墨的书法实践。围绕书学研究和书法教育的诸多话题，他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。
陈志平教授就书学研究和书法教育的诸多话题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。
面对面——
抓好眼前的书法普及教育，远比书法的国际传播更重要
毛笔书写完全可以与时俱进
南都：《中国书法大会》节目提到“以文铸魂，以艺通心”，你认为当代书法艺术在传递传统文化精神时，应如何与现代社会对话？
陈志平：“以文铸魂，以艺通心”虽然是对于文艺的总体要求，但就书法而言，可能更为适用。书法中的“文”不仅仅是文学，更应该是“文气”——文雅之气，主要通过读书临帖和提高学养获得。除了文雅之气，书法更应该体现“生命精神”，即作为活着的人的生动之气韵。古人所谓的“骨法用笔”本质上就是将书画中的笔迹当作人的“法身”，认为这是人生命气韵的“迹化”。对于中国书法而言，不应该被“传统”和“当代”的二元区分所宰割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古人云：“艺者，心之使也，仁之声也，义之象也。”这一观点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，反而更应该得到强调，特别是在“人工智能”泛滥的大背景之下，毛笔书写完全可以与时俱进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贡献入古出今、道器融合、内外贯通和天人和谐的精神力量。
南都：作为学者型书法家，你最新的研究重点是什么？
陈志平：我最近在做鸟虫书的研究，发现中国书法的奥妙其实就藏在“飞鸟出林、惊蛇入草”八个字里面。“鸟飞”和“虫爬”分别代表两种动力方向，一向上、一向下，这对应着用笔的纵横，也符合“沉着痛快”的要求。“鸟兽蹄迒之迹”是仓颉造字的悟入点，“鸟形”和“虫迹”的不同组合，形成各种文字形态。庾肩吾《书品论》尝有“鱼犹含凤，鸟已分虫”一句，以前不明所以，现在看来，这无非就是说“鱼”和“鸟”都是具象笔画，而“虫”则是抽线点画。所谓的“分”，就是具象与抽象笔画区分开来。“鸟形”和“虫迹”也显示了画和书的分际，张彦远说“无以见其形故有画，无以传其意故有书(虫迹)”。“形—神”与“迹—意”两组概念将画论和书论区别开来。唐代以前，书法用笔强调“势”，主要是鸟飞法；唐代以后，书法尚“笔”，主要是“虫爬”法。我甚至以为，《兰亭序》主要是“鸟飞”法，而《祭侄稿》则是“虫爬”法，这也对应了中国文化的中唐之变。唐以前，书法横画的末尾往往上扬，而唐代以后，书法横画末尾向下坠；唐以前尚天然与功夫，唐以后尚性情与学问，出入内外之间，所谓“书道下衰”，有以象之。当然这些体悟并非人人认可，这也说明，理解书法，实在太难。如果不脑洞大开，是很难悟入，当然也不可能“自得”了。
《墨池编汇校》与《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——以〈墨池编〉为中心》两部著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
从《墨池编》研究中体味“为己”之学
南都：你完成的《墨池编汇校》与《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——以〈墨池编〉为中心》两部著作，对古代书学文献研究有何突破性的贡献？
陈志平：《墨池编汇校》和《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——以〈墨池编〉为中心》是我差不多花了17年时间做成的两部书，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。白谦慎教授评介此二书认为：“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部磐石般的著作”“为推进古代书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作出了极具开拓性的贡献”。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突破的话，主要是新版本的发现，其中对复旦大学藏明横野洲草堂抄本的钩沉和对《法书要录》三个传本系统的源流考证是本书的亮点。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的评审专家认为此书“嘉惠学林”，但就我的切身体会而言，嘉惠的可能不是别人，而恰恰是我自己。通过这些年的“冷板凳”，我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所说“为己”之学的滋味。从今往后，我可能不会再深陷校勘了，因为“沉潜”之学固然重要，但是“高明”之学也不应忽视，鸟飞虫爬，需交替进行。
南都：你是否有通过跨学科方法来解决书学研究的问题？
陈志平：回想起来，我这些学问的得力处主要是两点：一点是坚持自学，第二是尽量泯灭学科疆界。我硕士学习古典文献学，博士学美术学(书法)，以前也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，这些都是研究书法的必要储备。当代以来，很多人津津乐道的“跨学科”，其实是一个误区，奥妙不在于“跨”，而在于“通”和“悟”，就像书法人喜欢侈谈笔法，其实哪里来的“笔法”，分明全是“心法”。这样说，可能与我受到黄庭坚的“禅学”和陈献章的“心学”影响有关。
南都：就《墨池编汇校》与《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——以〈墨池编〉为中心》而言，你认为这种“文献整理+理论研究”的模式对书法学科建设有何启示？
陈志平：当代书法文献的整理著作不多，主要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，在大家都有“讨好”之心的前提下，文献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。当时很多人建议我做一个“定本”“范本”。所谓“定本”“范本”，其实是一个“陷阱”，虽然目前整理者、出版社和读者对此趋之若鹜，但是无数事实表明，“定本”或“模板”往往是以牺牲多元化的文字表达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为前提。对于古籍整理研究者而言，历史本身是比文献记载更有价值和吸引力的研究对象。我坚持“呈现式”的校勘，旨在构建宋代以前书学文献的“坐标系”和“数据库”。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。至于效果如何，要留待后人评说。与《墨池编汇校》不同，《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——以〈墨池编〉为中心》是理论化的校勘成果，由十多篇文章组成，与《墨池编汇校》相互为用。文献学的最大特点是“互文性”，也就是说“文献研究”不可以孤立进行，没有所谓“正宗”和“纯粹”的文献学。单纯的校勘整理，如果不和具体学科方向结合起来，如果不进行理论分析，表面上看可能收到为人作嫁衣的好名声，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自我设限，甚至是自欺欺人。我的工作有没有欺人我不知道，努力做到不自欺是我的愿望。
陈志平教授书法作品。
继承和发扬书法的“心学”传统
南都：作为一名高校的书法研究者，你可否向公众简要谈一下你心目中的书法是什么？
陈志平：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，作为艺术贯通了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文”，作为学术融汇了“文”“史”“哲”“艺”。我在《中国书法大会》第二季上说过一句话：“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应该是，印是向画看，然后印和画向书看齐，印、画、书向诗看齐，印、画、书、诗最后向人看齐，都成为‘心印’。”然而，当代以来诗书画印的发展顺序恰好是颠倒和错位的。书法“美术化”是独特表征，我认为书法的“人文化”是向上一路，书法的“美术化”是向下一路。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会指责我这是走回头路。其实，就算真想回头，恐怕也是回不去了。理性的回头也比无谓的冒进要好很多，所谓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是也。
南都：你曾提出“岭南书法真正产生全国性影响始于陈献章”，请问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什么？
陈志平：岭南在明代以前，经济文化相比较中原地区呈现出落后的局面。岭南步出落后局面是从明代开始的，陈献章的“心学”首次让岭南文化北传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。白沙“心学”之所以构成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也与物质文化有关，比如他使用的“茅龙笔”就是因陋就简的产物。茅龙笔没有“笔心”而且极为狞劣难控，其重要意义在于弱化了书写时对于工具材料的依赖，反过来倒逼书写者发挥人的本质力量。笔“无心”，人“用心”，此“心”既“有”又“无”，符合自然之道而能“以正吾心、以陶吾情、以调吾性”，这可能就是岭南“心学”的宗旨吧。
南都：如何理解“心正则笔正”在当代书法创作中的意义？你对青年书家的成长有何建议？
陈志平：据我研究，柳公权“心正则笔正”之“心”首先是指物理层面的“笔心”，包含制笔和用笔两个方面，至于“人心”乃是一语双关的“言外之意”，这一观点不啻可发千年之覆。书法史上借书法来进行规益的例子并不鲜见，特别是在宋代以后，扬雄的“心画”说通过“心正则笔正”说的转化，为书法切入世道人心，进行政治和道德评判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。“心正则笔正”之“心”本来具有多重含义，但是在后世的阐释中，多归结为道德人品，书法的艺术评判一变而为道德评判。这造成了两种后果。从积极的一面看，书法可以借此进入主流话语系统，从而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立场，由内向外实现净化人心、服务社会的功能。书法与人心的紧密结合，为书法艺术注入了难得的文化内涵，对于提升书法的品格意义重大。从消极方面看，书法的“心学”传统，使书法失去了独立的地位，成为“人”和“文”的附属品。书法艺术批评异化为道德人格评判，很容易导致简单粗暴、言人人殊、不可究诘的境地。与书法的“心学”传统相对应，还存在书法的“形学”传统。当代的书法发展在继承传统的“心学”“形学”传统之外，又接受西方艺术观念和近百年美术思潮的影响，走上了“美术化”的道路，这是造成当前书法观念空前混乱的根本原因。
“以古观今”还是“以今观古”，“向内”还是“务外”，明白这些问题才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书法寻求解困的良方。从现实情况看，书法的“心学”传统在提振民族精神、缓解技术压迫、净化艺坛风气方面会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重用，继承和弘扬这份遗产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而言，其意义自不待言。
期待有限度地推进全民毛笔书写
南都：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你认为中国书法应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？
陈志平：我2010年在日本京都花园大学访学一年。后来编撰《书学史料学》，对于域外书法也有过关注。中国书法虽然在欧美和汉文化圈的日韩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，但根基还是在中国。中国书法全球化完全没有必要，也不可能。但是明确中国书法的民族性和自主性，却是当务之急。多年前，旅法学者熊秉明提出“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”这一论断，可惜没有人认真论证过。我在最近的研究中，慢慢发现背后的逻辑，正在构思撰写一部书，书名都想好了，就叫《书法“心”史》，这应该也算“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”的重要环节吧？！
我以前在暨南大学工作，暨南大学是侨校，海外联系多；现在调到了华南师范大学，华师是地方院校，所以视野只能从“四海”转向“五湖”了。但我一直认为，中国书法首先是中国人的事，而且属于未来的中国人，因此抓好眼前的书法普及教育，远比书法的国际传播更重要。
南都：你对当下热爱书法文化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和建议吗？
陈志平：当下教育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做到好好地“读书写字”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读书声了，而中小学乃至大学生握笔“写字”也成了问题。也很少有人知道“笔正”的真实含义，更不知“笔正”之于书写和做人的重要性，当然我说的是毛笔书写。学习知识要达到了然于心的效果，可以先通过了然于“口”与“手”的方式进行，这也是读书写字的意义所在。我想，在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内，有步骤、有限度地推进全民毛笔书写，是一件非常有必要而且可行的事情。
陈志平书法作品。
南都：你在书法文化的研究、推广和创作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和目标？
陈志平：我调到华南师范大学后，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助力书法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，接下来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筹建华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。对于书法创作，我没有太多想法，但是会坚持读书写字，希望做一名有古典情怀的文人学者，希望“以人弘书”而不是“以书弘人”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
摄影：南都记者 钟锐钧
